10月15日至17日，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2019年会在成都召开。年会期间，一份调研报告引起了与会各方的极大关注。
这份调研报告不仅被安排在一号展位进行展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秘书长彭艳妮等还先后进行了签售，人头攒动的签售现场不亚于明星见面会。
这份调研报告的全称是“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调研报告”。这是一份怎样的报告?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关注?
记者采访了调研报告的总报告撰写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邓国胜，他表示：“这份调研报告最大的意义就像人口普查、经济普查一样，对中国社会企业的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摸底。有了基本的了解，才好分析研究、出台政策去扶持，激励人们更多地去参与。”
邓国胜认为，有志于社会企业的人;有志于社会企业投资的人;相关政府部门的人;社会企业比较活跃的养老、妇女儿童、扶贫、卫生、环保等领域的人都可以通过调研报告去进一步了解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领域的第一份扫描报告
社会企业是指用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的组织。作为社会创新的一部分，社会企业最早出现在英美等国家，2006年左右这一概念才进入中国。
作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创新与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很早就关注到这一概念。“社会企业是社会创新的一种最重要的组织形式的创新。”邓国胜强调。
“作为学者，我们很早就看过一些相关的文献，但因为国内当时没有实践，更多的只是关注了一些概念。2006年之后，我们对这个领域的关注会更多一些，但是也还是没有实质性的研究，因为实践太少。”邓国胜表示。
随后社会企业开始在中国慢慢多起来。越来越多的非营利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也有一些企业背景的人出来创办社会企业。
2013年，邓国胜策划出版了《社会创新案例精选》，精选了十余个社会组织创新性解决社会问题的案例。在这一过程中，他注意到其中有一些实际上就是社会企业。
“这种社会实践多了，就值得我们去关注、去研究中国社会企业的创新实践。”邓国胜强调。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企业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和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启动了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调研。
此次调研由福特基金会出资、佛山市顺德区创新创业公益基金会支持，汇集了来自全国7家机构近30名调研人员，历时15个月，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调研报告》。
“这份调研报告最大的意义就像人口普查、经济普查一样，对中国社会企业的情况有了一个基本的摸底。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才好分析研究、出台政策去扶持，激励人们更多地去参与。”邓国胜强调，“如果人们对这个领域基本情况不了解，就很难去推动。”
多了一种创新的可能性
那么，哪些人需要通过调研报告去了解中国社会企业的基本情况呢?
邓国胜认为，首先是这个行业的人，有志于社会企业的人值得去了解。
“通过调研报告，能找到一种身份认同，能够认识到自己其实是一家社会企业，了解到原来这个领域不只是我自己，原来中国有这么多的社会企业，还有社会企业的投资机构、中介机构。”邓国胜强调。
其次是社会企业的投资机构，想在这个领域做影响力投资，首先得了解这个领域的基本状况。
再次是政府部门。现在社区基层面临的很多社会问题，是地方政府需要解决的，可是传统的方法未必特别有效，所以需要去了解一些创新的方式方法。
怎么能更好地去解决社会问题?社会企业是可行的路径之一。
“对有志于推动社区治理创新的政府官员来说，要真正去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话，有必要去了解这样一个新兴的领域。”邓国胜表示，“这本调研报告其实是指明了一种新的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路径，而且是一种创新的选项。多了一种创新的可能性，能够更有效地去解决社会问题。”
第四，社会企业比较活跃的领域，养老领域、妇女儿童领域、扶贫领域、乡村振兴领域、教育卫生领域、生态环境领域等。很多领域都有社会企业的身影，社会企业可以发挥非常独特的作用。
更多一些包容有助于行业的发展
中国的社会企业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呢?
调研报告对中国社会企业规模的估算采用了高低两个方案，低方案中“自觉意识”的社会企业，即认同自己的社企身份且被行业内认可的社会企业有1648家。
高方案指的是无意识的社会企业，包括一定比例的农民合作社、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其规模已达到175万家。这一估算还没有将中国大约3000万的中小企业纳入估算范围。
“此次调研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定得很宽泛。因为对这种创新的事物，不要一开始把它过多的排斥在外，更多一些包容，有助于这个行业的发展。”邓国胜表示。
而引入自觉意识则是希望引导那些没有自觉意识的组织，增进身份认同感，加入到行业中，共同推动行业的发展。“一旦有了这种自觉意识，他会更清晰自己的社会使命感，更好地坚持初心。”邓国胜强调。
与此同时，调研报告的数据也显示出对社会企业的宽容度在增加。
2011年至2013年成立的社会企业“完全不限制利润分配”的只有31.7%;2014年至2016年的则达到了41.0%;2017年及以后的则增长到41.5%。
“这可能是一个全球的新的趋势。要使社会企业能吸引更多的人卷入进来，让社会企业能够可持续发展，可能对利润分配就不要过多地限制。”邓国胜表示。
这是一个共识慢慢形成的过程。一开始大家认为社会企业就是不能分配利润或者只能低度利润分配，但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人们觉得为了使行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可能还得适当地允许有一些利润的分配。
“社会企业是一种创新，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一种包容的心态，因为社会是多元的。不妨开放一些、包容一些，允许它们能够有一些合理的利润分配。而社企论坛则表达了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希望企业自行确定是否分红及分红比例，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调动更多企业和商业资本进入到这个领域，共同来解决社会问题。”邓国胜表示。
要不断探索自己的商业运营模式
利润分配的前提是社会企业在财务上有盈利。调研报告对社会企业的财务状况进行了扫描，发现社会企业的财务状况有待提高，但总体来说随着企业年限的增加，实现盈余的概率在增加。
邓国胜认为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
第一，不管是企业也好，还是社会企业也好，创办初期盈利的可能性本来就低。
第二，社会企业主要是在一些解决社会问题的领域，这些领域要盈利本身就很难。
第三，社会企业被赋予了一些社会的功能，比如说解决残障群体等弱势群体就业，使得成本比普通企业要高，盈利会变得更难。
“社会企业需要不断地去探索自己的商业运营模式，也需要社会一开始给予它大量的帮助，慢慢走上正轨以后，才可能逐步地去盈利。”邓国胜表示。
“做社会企业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所以进入这个领域还是要比较慎重，要考虑好是否有可能实现财务的可持续性。”邓国胜强调。
调研报告显示，工商注册的社会企业会比民政登记注册的社会企业，财务更可持续。“他们的人才很多是从商业过来的。一定得有懂商业运营的人才，否则没有办法去实现财务的可持续性。”邓国胜表示。
最缺的是商业投资机构的投资
社会企业的发展除了自身需要有可持续的运营模式之外，投资也是不可或缺的。调研报告对政府类公益创投、基金会和商业投资机构三类投资进行了分析。
在邓国胜看来，基金会投资社会企业是希望借助一种新的方法来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商业机构进行投资带来的则不仅是资金，更多的还有商业的模式、商业的理念。“我觉得目前这个还是相对更重要，因为社会企业现在最缺的还是商业的管理运营。但是我们也看到，目前从商业企业当中所发现的社会企业数量不断增长，社会企业整体的商业运营能力因此也有所增加。”邓国胜表示。
但实际上，目前进入社会企业领域的商业投资机构其实很少，“比我们想象的要少，规模也很小，真正规模大的也很少。”邓国胜表示。
那么，社会企业究竟需要怎样的商业投资机构呢?商业投资机构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因为社会企业不太可能马上就能有很多的回报，所以社会企业更需要的商业投资是耐心资本。此外，商业投资机构可以搭建平台，撬动更多投资机构加入进来，同时激发更多的社会企业加入进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这个领域缺乏平台，商业机构想投不知道投给谁，而大量的社会企业需要钱也不知道从哪找。”邓国胜强调。
最终会长成什么样
调研报告是对过去发展状况的记录，未来社会企业会怎样发展呢?
调研报告对行业政策环境进行了研究，在教育领域、养老领域、医疗领域、扶贫与三农领域、文体领域、科技与互联网+领域、环保领域、助残领域等，各相关部门均出台了一系列文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发挥积极作用，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与政策空间。
2018年，北京、成都、深圳福田区等多个地方政府出台了有关社会企业和社会投资领域的政策。
邓国胜表示：“从过去的发展的趋势来看，未来的环境也许会越来越好。但出台社会企业全国层面的法律法规的时机还不一定成熟。”
这个领域最终会长成什么样?“我觉得就是让他去试吧，社会企业也许是人类社会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困境、社会问题的一种方法路径。但是最后真的会怎么样?不好判断。我个人觉得从过去的趋势来看，未来五年、十年社会企业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发展。”邓国胜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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